[媒体声音·上海交大报专版]纪念钱学森归国60周年 “钱学森与当代中国科技”首届学术研讨会举行

2015年11月05日



享誉海内外的杰出科学家钱学森同志1955年回国后,作为中国航天事业奠基人为我国的国防建设作出了卓越贡献。晚年的他思考更多的是攸关国家长远发展的重大理论和现实问题,提出了许多有价值的新观点、新理论、新方法,为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提供了重要借鉴和指导。10月15日下午,时值钱学森归国60周年之际,“钱学森与当代中国科技”首届学术研讨会在钱学森图书馆举行。来自社会各界的钱学森研究专家、学者汇聚一堂,共同纪念和回顾钱学森对中国国防科技、社会经济发展做出的杰出贡献。

我国著名系统科学家、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分析研究会副理事长于景元深刻阐述了钱学森的信息革命思想及其现实意义。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员孙凯飞从钱学森建立火箭导弹航天事业,创建系统科学,提出现代科学新体系、思维科学、文化学,倡导政治文明建设等十个方面系统梳理了钱学森对中国现代化建设的卓越贡献。中国科学院自然资源综合考察委员会原副主任田裕钊在会上分享了在钱学森第六次产业革命理论指导下我国西北地区沙产业的发展情况。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研究员李颐黎以“东方红一号”卫星工程为例阐述了钱学森在开创中国航天事业历程中发挥的巨大作用。钱学森研究中心副主任张现民通过对近期中美解密档案全新材料和线索的梳理研究,详细考证了钱学森1950-1955年归国的全历程。重庆钢铁公司党校原校长兼总支书记王传凡在发言中指出,钱学森创造性地提出“世界社会形态”的科学社会历史观,是当今现实世界的基本模型,也是当代马克思主义哲学历史唯物主义科学世界观的新发展。《黄河志》总编室原主任编辑张汝翼介绍了钱老晚年对黄河、长江与国家水利事业的关心。钱学森图书馆馆长助理兼陈展部部长史贵全在会上介绍了钱学森的技术科学教育思想及其实践。北京市长城企业战略研究所程宏详述了钱学森回国与1950年代留美学生归国大潮的历史背景。吉林省委党史研究室副主任黄耀河从爱国主义的思想基础、对光明与进步的追求、学所有成的自信、“麦卡锡”反共逆流的迫害、祖国和亲人的召唤等五方面阐释了钱学森选择回归新中国的必然性。浙江科技学院图书馆原馆长陈良深情回忆了自己曾在钱学森指导下工作三十年的珍贵记忆。

斯人已去,风范长存。钱学森虽然离开了我们,但他的科学精神、科学思想和科学成就永存,为后人留下了宝贵的思想和精神财富。当前中国的改革开放和科技创新都进入新的历史时期,当重新审视钱学森的人生历程、科学成就和学术思想,更体会到这是一座知识的灯塔、科学的宝库、精神的富矿,有待人们不断发掘、继承和弘扬。


钱学森的信息革命思想及其现实意义

于景元

著名系统科学家、中国社会经济系统分析研究会副理事长


钱老从系统科学角度提出,任一社会或国家是个开放的特殊复杂巨系统,即社会系统。一方面是对社会实际的科学概括;另一方面也为应用系统科学思想、理论、方法和系统工程技术去研究和解决社会问题,开辟了一条新的途径和研究方法。

  钱老将社会形态和社会系统结合起来,从整体上研究社会和国家的组织管理问题。钱老提出:“从宏观角度看,这样复杂的社会系统,其形态,即社会形态最基本的侧面有三个,这就是经济的社会形态、政治的社会形态和意识的社会形态”。社会形态三个侧面是相互联系、相互影响、相互作用的,从而构成了一个社会的有机整体,形成了社会系统结构。从社会发展和进步来看,社会形态三个侧面都处在不断运动和变化之中,而飞跃性变化就是我们通常所说的革命。

  社会革命是社会系统的状态突变和新功能的涌现,它的动力学机制是什么?经济的社会形态的飞跃是产业革命,那么产业革命又是怎样引起的?钱老指出,技术革命引起产业革命,技术革命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飞跃,但改造客观世界又必须先认识客观世界,认识客观世界的飞跃就是科学革命。钱老进一步指出:科学革命是人类认识客观世界的飞跃,技术革命是人类改造客观世界的飞跃。而科学革命,技术革命又会引起社会整个物质资料生产体系的变革,即产业革命。在今天,科学革命在先,然后导致技术革命,最后出现产业革命。

  关于技术革命,钱老指出,18世纪末由于蒸汽机的出现而引起的技术革命,引发了人类社会的第三次产业革命,即工业革命,出现了大工业生产。19世纪初,由于电力技术革命又引发了一次新的产业革命,即第四次产业革命,生产不再以一个工厂为单位,而是出现了跨行业的垄断公司。

  当前这次以微电子、信息技术为基础,以计算机、网络和通信为核心的信息技术革命,又引发了经济的社会形态的飞跃发展,导致了一次新的产业革命———第五次产业革命,这就是通常所说的信息革命。

  标志和划分人类社会生产时代特征具有决定意义的是劳动资料属性。劳动资料不仅有机械的、物理的和化学的属性,而且还有信息属性。电子信息技术促进了劳动资料信息属性的发展,生产工具向以计算机为核心的方向过渡,使生产沿着充分发挥劳动资料信息属性的方向发展。劳动资料信息属性在生产中占据主导地位,标志着现代社会生产已由工业化时代进入到信息化时代。

  在工业革命中,由于蒸汽机的出现,开创了人·机结合的物质生产体系,促进了社会生产力发展。现在的信息革命,由于计算机、网络和通信技术的发展使用,使劳动资料信息化、智能化水平迅速提高,又开创了新一代人·机结合的劳动体系,标志着现代社会经济已从工业化经济向信息和知识经济转变发展,知识和技术密集型产业将成为创造社会物质财富的主要形式,物质生产力大大提高,创造出更丰富的物质财富。

  如果前历次技术革命都是发生在物质和能量领域的话,那么信息革命则发生在信息领域。信息革命的影响,无论广度和深度都比历次技术革命更加广泛和深刻。在信息革命中,计算机、网络和通信技术的普遍使用,也改变了人们的思维、工作、学习、研究、教育、消费和娱乐方式,这又开创了人·机结合的精神生产力,精神生产力所加工的劳动对象是信息和知识,精神生产力的发展又创造出更加丰富的精神财富,两种生产力相互影响,相互促进,推动着现代社会的发展。

  信息革命变革了人类社会,也改变了人类自身。信息网络建设和应用,既涉及到技术层面,也涉及到社会层面。从社会层面来看,如果把信息网络和社会系统三种社会形态结合起来,就会大大加快我国社会主义建设事业的步伐。

  其一,信息网络和经济的社会形态建设相结合,必将促进国民经济信息化和知识化,加速向信息和知识经济方向发展。如果说工业经济主要以物质生产为主的话,信息、知识经济把物质生产和知识生产结合起来,大幅提高产品的知识含量和高附加值,大大提高劳动生产率和经济集约化程度,加速了物质文明建设;其二,信息网络和政治的社会形态建设相结合,必将大大推动政体建设、法制建设和民主建设,促进政治文明建设;其三,信息网络和意识的社会形态建设相结合,必将促进教育、科技、文化和艺术发展,从而加速精神文明建设;其四,信息网络和地理建设(包括生态建设)相结合,建立地理信息网络体系,加速地理建设信息化,必将促进社会系统和地理系统相互协调实现可持续发展,加强了生态文明建设。

  这四大领域建设,也是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四大领域。信息网络建设和应用推动了我国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进程,它既涉及到生产力、生产关系层次,又涉及到上层建筑层次,在人类历史上,还没有任何一项技术革命能像信息革命一样,对社会及其环境产生如此广泛而深刻的影响。

  现在的互联网、移动互联网、物联网、大数据、云计算等都是这场信息革命出现的新事物。目前国内正在提倡和发展的“互联网+”,就是信息革命中出现的一种发展形式,其实质就是人·机结合、人·网结合新社会中,经济、社会发展的新形态。如“工业4.0”就是“互联网+制造业”,其实也就是人·机结合、人·网结合新型社会中的制造业;还有“互联网+交通”、“互联网+农业”等等。如果说互联网是信息流通和共享,那么物联网则把实体世界联系起来了,使地球真正成为“地球村”。

  信息革命已经到来,方兴未艾,并且仍在继续发展,这同时为我们带来了发展的机遇和严峻的挑战。正如钱老生前所指出的,我们应从我国实际情况出发,抓住这一历史机遇,研究和制定我国第五次产业革命的发展战略和总体规划,加速我国迈向人·机结合、人·网结合新型社会的进程。



钱学森回国历程再认识———基于中美解密档案的考证与研究

张现民

上海交通大学钱学森研究中心副主任


惨遭怀疑 身陷囹圄


    早在1944年底,美国就以国家安全和钱学森从事国家机密研究为由对他进行过调查。尽管钱学森为美国国防事业做出了很大贡献,但二战后对他的怀疑和调查始终没有停止,并带有明显的怀疑成分和对抗色彩。1947年,美国很多国家机构特别是中央情报局,通过不同渠道对钱学森进行调查。1949年希斯间谍案发生后,美国对钱学森的调查变得更为频繁。

  尽管多数调查结果都对钱学森给予充分肯定,但其中一份档案引起了美国联邦调查局的强烈警觉。档案显示钱学森是美国的共产党党员,并经常使用约翰·德克尔这个名字参加加州理工学院122共产主义小组的会议。他们还发现,被捕的加州理工学院马列主义小组书记威因鲍姆和钱学森的关系非常密切。在风声鹤唳、草木皆兵的红色恐惧时代,美国社会对亲共产主义分子抱持宁可信其有、不可信其无的态度。他们最终认定钱学森就是共产党党员。

  1950年5月18日,三军人事会议召开,就钱学森的事件进行具体讨论。会议一致认为允许钱学森参与国家机密研究对美国的核心利益有百害而无一利,最终决定吊销其从事机密研究的许可证。基于这一重要决定,三军于6月6日正式签署吊销钱学森从事机密研究许可证的文件。

  6月6日,司法部人员专门到加州理工学院造访钱学森,这让他意识到了问题的严重性。6月16日,钱学森收到了由加州理工学院校方送来的吊销许可证。当天他就拜访了加州理工学院机械工程系系主任弗雷德·林德瓦尔博士,表明了离开的意向。但第二天就有告密者说钱学森想回国,司法部人员马上打电话询问真相。钱学森表示自己只是想向林德瓦尔提出辞职,因为这是当时留给他唯一能做的事情。当被问及倘若辞职请求被批准后打算干什么,钱学森回答:“如果辞职申请得到批准,我打算返回中国。”

  有了回国打算之后,钱学森开始进行各种准备。7月24日,钱学森打电话给托运公司,并于25日与托运公司经理商定在8月3日、4日完成托运,后因故推迟。8月18日公司完成对钱学森家中行李的托运后,于19日前往钱学森办公室打包。但打包人员发现行李文件中出现了内部文件的字样,引起警觉并报告给了打包公司总经理。总经理查看后,立即致电海关。海关随后要求托运公司停止打包钱学森的行李。

  钱学森的听证申诉经商定于8月23日在华盛顿举行。8月21日钱学森飞往华盛顿,于第二天上午拜访海军部副部长金贝尔,表达了回国的意愿。23日钱学森又会见了金贝尔。就在钱学森离开之后,金贝尔致电司法部,示意绝不能让钱学森离开。23日晚,钱学森在洛杉矶国际机场被滞留,司法检察人员向钱学森出示命令要求他不得离美。这时钱学森一家不得不继续留在美国。

  9月6日,那位曾在洛杉矶机场宣布禁止钱学森离境的检察官再次叩开了钱学森的家,要求他发表自己与共产党相关任何组织并无关系的声明。但即使如此,他们还是向钱学森出示了逮捕令,并声称他曾经是“一个以武力和暴力推翻美国政府为目标的组织成员”。遭到逮捕之后,钱学森先是被扣留在美国司法部驻洛杉矶的某处,后又被迁至特米诺岛。

    

被判驱逐 获得假释


钱学森遭逮捕后,蒋英立即通知了加州理工学院,校方开始设法营救,包括聘请律师、派人探访等,院长杜布里奇还通过自己的关系和军方进行交涉,并与钱学森导师冯·卡门取得联系。杜布里奇首先联系金贝尔,希望他来洛杉矶处理此事。金贝尔得到信息后,从华盛顿飞往洛杉矶,首先同杜布里奇等人见面,随后在他们的安排下同钱学森的辩护律师会面。9月16日,杜布里奇、林德瓦尔,还有钱学森的律师到监狱面见钱学森。钱学森当时发表了暂时不离开美国的声明,加州理工学院校方凭借这封声明信与军方进行交涉要求释放钱学森。9月18日杜布里奇致信金贝尔,肯定钱学森并非共产党员,并表示已经取得钱学森保证不回国的声明。在收到杜布里奇的信后,金贝尔跟美国华盛顿司法部副部长福特联系,福特转而与洛杉矶的检察长多林联系,同意释放钱学森。

释放钱学森所需的1.5万美元保证金,其来源是钱学森一名学生的未婚妻。其人名叫米勒斯,家境较为富裕。但米勒斯在捐款时有一个条件,即不能公开她的身份。因为她担心公开身份后,会对其未婚夫造成不好的影响。保释金委托加州理工学院林德瓦尔协办,并未由现金支付,而是购买了美国的债券。债券面值1.5万,实际买入价15251.43美元,其差价由林德瓦尔垫付。


等待时机 解除禁令


在释放之后,根据正规程序,钱学森的案件召开了四次听证会:分别为1950年11月15、16日,1951年2月15、16日,4月11日和4月16日。4月26日,美国司法部根据前期听证会的情况,特别是利用了听证会上不利于钱学森的言词,作出了驱逐出境的决定。但次年2月8日,美国司法部做出裁决:对钱学森采取驱逐出境但暂缓执行的决定。2月26日钱学森提出上诉,11月26日上诉被驳回。上诉被驳回之后,其结论仍然是等待驱逐出境。其后又改为假释,要求钱学森每月到移民局报到,限制他的人身自由。在被滞留期间,钱学森在艰难处境下完成了《物理力学讲义》和《工程控制论》两部著作书稿的撰写工作。《工程控制论》1954年出版以后在美国引起了强烈的反响。当时美国有位编辑想把钱学森列入《美国科学人》对他的事迹进行报道。但钱学森说:“虽然我对美国很多科学家充满了崇敬之情,但如果把科学家作为一个整体来看的话,我很难有同感。把我确定为美国科学家团体中的一员也让我感到非常耻辱。因为我并不是美国科学家,我是中国科学家。”


身处异域 回归故土


对钱学森回国的传统认识,一般认为是中方以钱学森写给陈叔通的求援信为依据,在1955年日内瓦中美大使级会谈上与美方交涉后,迫使美方同意钱学森离美的,但这与史实并不相符。中美解密档案共同表明:钱学森的求援信是在8月8日中美大使级会谈第四次会谈上被提及的。但早在8月3日美国国防部的备忘录中就记载着国防部同意释放钱学森。美国国防部认为经过五年的滞留,钱学森所掌握的尖端知识已经被超越。8月4日,钱学森被正式释放。

钱学森一家回国以后,于10月28日抵达北京并入住北京饭店,翌日就去了天安门广场。11月1日,郭沫若代表中国科学院在北京饭店7楼宴请钱学森,11月4日,陈毅代表国务院会见了钱学森。此时的钱学森正式投入了社会主义的怀抱,开始了新的征程。

值得一提的是,美国对钱学森的调查并没有随着他的离去而终结,1956年美方仍在对有关人员进行调查。这是美方想为释放钱学森所引起的美国部分民众对政府的不满来开脱罪责,因为钱学森的离去引起了美国部分人士对政府的抨击。他们都知道钱学森的离去将是美国的极大损失,而社会主义中国却得到了“世界上最顶尖的火箭专家之一”。



钱学森为我国航天事业快速发展夯实基础

陈良

浙江科技学院图书馆原馆长


随着1956年中央决定启动导弹研制和1958年卫星研制的启动,特别是在中苏关系破裂和前苏联撤走全部专家后,钱学森开始对我国航天科技的发展制定全面的长期规划:一是壮大国防部五院科技队伍,提高水平,为研制运载火箭和导弹逐步建立配套机构;二是先行一步,依靠中科院力学所和科学院其他研究机构对未来中长期可能遇到的难题进行攻关探索;三是将导弹和卫星研制中需要的各种高、精、尖材料的制造分别落实到各工业部门生产。具体包括:

  1.由中科院力学所组建的“第一设计院”搬迁到上海后及时调整方向,改为研制探空火箭,并取得重要成果。同时培养了一支航天科技骨干力量,后来该设计院成建制移交给了航天工业部门。

  2.中科院力学所怀柔基地的工作转向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的探索研究,为航天工业部研制型号液氢液氧火箭发动机打下基础,这是钱学森为我国发送航天飞行器到地球同步轨道和飞向外星所布下的一颗特别重要的“冷棋”。钱学森特别重视这个项目,亲自指导怀柔基地的年轻科技人员攻克工作中出现的各项难题。通过几年努力,1964年12月,在怀柔试验基地用液态氢和液氧为推进剂进行了我国首次地面试验获得成功,并完成了15吨推力、100吨推力发动机的总体方案论证。所做成果移交给航天工业部后经若干年研制,在1984年首次用在长征3号运载火箭上将我国第一颗试验通讯卫星送上同步轨道。

  3.高能固体火箭推进剂的探索研究。火箭发动机的高能固体推进剂是发展我国导弹一项极端重要的科研任务。我国第一代战略导弹都使用液体燃料,而在今年9月3日天安门阅兵中看到的各类型导弹都为固体推进剂,并可机动发射。这正是因为早在几十年前钱学森就组织中科院几个研究所的科学家带领团队从实验室小配方开始探索研究,在若干种方案中筛选出来并逐步扩大试验规模,最终成功运用于今天的战略导弹上。如今大型固体火箭研制基地一大批专家就是从科学院作为科技骨干调进航天工业部门的。

  4.及早进行飞船研究与宇航员的培训。在上世纪六十年代中期,中国人要飞上太空还是一个梦想,周总理曾发话,20世纪我们不上月球。但钱学森还是建议飞船的研究和航天员培训应早做筹划。在他的推动下,1968年就从中国科学院和军事医学研究院抽调部分骨干成立专门研究所开始研究探索。如今中国已把航天员送上太空,航天员训练已成常态化。若没有当时的起步,中国还不知要推迟多少年才能把飞船研制成功,甚至可能无法成为世界上第三个将航天员送上太空的国家。

  5.当好航空、航天科技的先行官。上世纪中期,我国已经有了中程导弹,“两弹结合”试验获得成功,但作为空气动力学权威的钱学森很清楚,我国在航空、航天技术上与发达国家相比还有很大差距。要根本解决问题尽快追赶,必须在若干基础科学领域下大功夫,最重要的就是空气动力学研究必须加快发展。航空、航天科技界把空气动力学研究形象化地称为“先行官”。

  1967年,钱学森感到时机已经成熟,根据聂老总指示,与郭永怀商议后提出建立空气动力研究院的基本思想及总体蓝图。他们提出了“把全国的空气动力学研究力量集中起来,形成拳头,合理配套,避免重复,在三线建设基地,更好为国防建设服务”的基本指导思想。这一建议得到高层的支持,不久就成立了以钱学森为筹备组组长,郭永怀为副组长的空气动力学研究院筹备组。

  钱、郭两位认为进行空气动力学研究要用三种手段互相配合,一是地面实验,包括各种类型风洞和其他地面试验设备;二是理论计算,后来称为计算空气动力学;三是模型飞行实验。按照钱学森的思路,要设计一种新的飞行器,首先利用理论计算方法和已有数据提出初步气动力外形方案,第二步再制作模型在各种地面设备中进行大量试验后对外形设计进行修改,如此反复多次,最后进行模型飞行试验,即用退役导弹发射带有各类传感器的飞行器模型发射到大气空间,用遥测、光测等手段获取飞行数据,这样经过处理所得到的空气动力学性能数据就更接近实际飞行器的性能。

  按照钱、郭规划的蓝图,在三线集中建设一系列地面设备,从低速风洞、高速风洞到超高速风洞和其他特种地面试验设备,而且全部自力更生自己设计。与此同时还要建立一个飞行力学研究所,并组建一支计算空气动力学研究队伍。计划启动后,在三线建设中克服各种困难,地面试验设备建设逐步推进。但由于文化大革命的干扰,飞行力学研究所的筹备长期没有启动,而计算空气动力学队伍后来总算是建立起来。

  钱学森是中国近代科学界的楷模。六十年前钱学森回到祖国后,全身心地投入祖国的科学事业,在发展我国战略导弹、航天科技、应用力学、系统科学等领域作出杰出贡献。今天我们纪念他,就要学习他对祖国无限热爱、对科学事业无私奉献的精神,学习他的科学思想!



钱学森与“东方红一号”人造卫星工程

李颐黎

北京空间机电研究所研究员


我国东方红一号卫星工程是一项复杂的国家尖端技术工程。钱学森为这一工程的实施做出了重要贡献。

指导设计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大干一个月,火箭选方案。1965年7月《关于发展我国人造卫星工作规划方案的建议》提出了对我国运载火箭的发展意见。9月中旬,第七机械工业部领导布置七机部八院负责我国第一枚人造卫星运载火箭总体方案的论证工作,并向计划于10月20日召开的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总体方案论证及工作安排会议提出报告。10月14日,八院召开方案讨论会,最终选择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作为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的运载火箭方案。这一方案得到了钱学森副部长等部领导的支持。

会议“马拉松”,星箭地协同。1965年10月至11月,国防科委委托中科院在北京友谊宾馆召开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方案论证和工作安排会议。会议长达42天,戏称“马拉松会议”。会议讨论认为八院提出的运载火箭的总体方案是可行的,同意第一颗人造卫星在我国酒泉发射场发射。这次会议是参加会议的卫星、运载火箭、发射场、地面测控各方面一次大的方案论证和技术协调会,有力地推动了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工程的研制。

滑行段姿控,研制获成功。1966年3月24日,八院召开的方案论证会决定,为确保第一颗人造卫星安全可靠地进入预定轨道,运载火箭在自由滑行段必须具有姿态控制。3月31日八院领导在向钱学森、刘秉彦副部长汇报方案论证会的论证结果时,二位副部长同意滑行段要有姿态控制,并同意对末级火箭的技术要求。在钱学森指导下,着重研究了二级发动机剩余推进剂在滑行段失重状态下的晃动对姿态控制系统稳定性的影响。1969年初,系统实物仿真试验和综合试验相继完成,进入正样阶段。

受命危难时,全箭试车成。长征一号的研制工作进入关键阶段受到“文化大革命”的严重破坏,研制工作时而被迫中断。周恩来总理亲自关心长征一号与东方红一号的研制试验工作,多次听取汇报,具体指导、协调和解决研制生产和试验中的问题。他为此召见有关人员进行耐心细致的工作,并委派钱学森、任新民全权处理有关试车事宜;接着又在1969年5月连续做有关人员的工作,使全箭试车工作得以顺利进行,终于在5月19日、6月4日分别完成了一、二级的全箭试车。组织队伍、指导设计东方红一号卫星工程1967年正值“文化大革命”时期,为保证人造卫星研制工作的顺利进行,中央决定组建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钱学森承担了该院的组建工作,并向聂荣臻副总理推荐孙家栋负责我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的总体设计工作。为了尽快启动卫星总体工作,孙家栋最后选定戚发轫等18人并最终得到聂荣臻副总理的批准。这批同志和从中科院及八院调到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的同志团结在一起,用了两年多的时间对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总体方案做了许多重大的改进。1968年2月,钱学森兼任新成立的中国空间技术研究院院长,在周恩来总理等中央领导的支持下,他努力排除干扰,狠抓研究院机构组建、工作规划、基础设施建设和卫星研制质量,指导地面发射和跟踪测量系统建设。

钱学森十分关心如何保证东方红一号卫星上天后人们能够“听得到”卫星的声音。为此,他多次找相关同志研究和计算,确保从东方红卫星上发射的信号和《东方红》乐曲经过地面台站接收再广播出去,地球上的人就可以用收音机听到。

“看得见”不太好办,因为当时设计的第一颗卫星直径只有1米,地面上无法用肉眼看到。1968年初,八院承担了研制卫星观测体的任务。经设计人员研究确定,卫星观测体安装在末级火箭上。在此过程中,由于末级火箭具有一定的旋转角速度,旋转产生的离心力使球皮涨满成直径为4米的球台体,地面上的人在黎明或黄昏时就可用肉眼看到卫星观测体。

对地面系统的要求是:对运载火箭和卫星要“抓得住,跟得上”。根据轨道倾角的设计要求,我国第一颗人造卫星入轨点在湖南南部到广西北部一带。由于对入轨后的第二圈的观测也很重要,所以在我国西部地区设立了观测站,在长春、胶东等地也设立了观测站,并在西安建立了测控中心。1969年底地面跟踪测量站的联调基本完成。整个地面跟踪测量系统在西安测控中心的指挥下进行了跟踪国外卫星的模拟演练,基本满足了要求。

1970年1月30日,作为卫星运载火箭的长征一号火箭试飞取得成功。1970年3月21日,中国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完成总装。4月1日,两个东方红一号卫星(其中一个备用)和一枚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由火车专列运抵酒泉卫星发射场。

4月24日20时整,东方红一号卫星的发射进入发射前的“1小时准备”。21时35分,长征一号运载火箭点火起飞,约10分钟后将东方红一号卫星送入轨道。

4月25日,新华社授权向全世界宣布:1970年4月24日,中国成功地发射了第一颗人造卫星。

在钱学森的关心和指导下,东方红一号卫星工程圆满实现了“上得去,转起来,抓得住,跟得上,听得到,看得见”的总要求,实现了毛泽东主席“我们也要搞人造卫星”的号召。中国成为了世界上第5个可以独立自主发射人造卫星的国家。中国“两弹一星”事业也添上了那颗宝贵的“星”。



原文链接:《上海交大报》2015年11月2日 第04版专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