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师者，传道、授业、解惑也”。如果说，上课、答疑确实是一个老师的份内之事，那么老师对学生“倾囊相助”、“资金支援”，又该说是什么呢？或许，那应该说是一种额外的师恩、份外的温暖吧。

这把计算尺，就记述了钱学森在课堂之外，对学生们细致入微、体贴入怀的这份关心和爱护。说起这把计算尺的来历，先要说说我们国家解放后发行的国债。计算尺和国债，看似风马牛不相及，却在钱学森这里有过一个交集。为了加快国家经济建设，提高人民物质生活水平，新中国于1954年到1958年间，每年发行一期“国家经济建设公债”。国家鼓励群众积极购买国债，钱学森也响应号召，将手头的两万元人民币用于购买国债。其中一万元，乃是1957年钱学森所著《工程控制论》荣获中国科学院1956年度科学奖金一等奖，即中国第一次颁发的国家最高自然科学奖时，所领到的奖金。到了1961年，这笔钱连本带息，总共成了11500元。钱学森取回本金和利息，并捐给中科大力学系，作为教学辅助经费使用。1961年9月，钱学森去力学系上课，中科大为他配备了收集和批改学生作业的两名助教，钱学森要求他们及时将作业里反映出的问题，反馈给自己。有一次，钱学森问两名助教，同学们完成自己布置的作业，大概要多少时间？助教们一时愣住，都答不上来，让钱学森很不高兴，因为这说明他们对学生的情况掌握得不够彻底。助教速速跑去调查、统计，反馈上来的作业完成时间，钱学森觉得未免过长了。于是他让助教继续深入调查，问清为什么需要这么多时间？调查的结果出来后，发现是班里2/3的同学家境贫寒，没有条件买计算尺，因此在许多计算步骤上，需要耗费大量的时间。钱学森坐不住了，没有像样的文具用品，还怎么好好学习？他让力学系从那笔教学辅助经费中取出一部分钱，给所有同学配齐计算尺。当时，计算尺是比较昂贵的文具用品。教务人员来到文具店中，挨个看一遍，挑了最便宜的一类买，但是数量不够让所有同学都领到计算尺。于是，班长黄吉虎和其它班干部都发扬风格，先让同学们领用，说自己想办法克服困难就是了。这件事情传到了钱学森耳朵里，他指示教务人员该花的钱不要省，即便是价格高一点，还是需要买齐数量，一定要保证力学系的每个同学都有一把计算尺。于是，教务人员又去买了一批质量好、但价格贵的计算尺。这次，班长黄吉虎也拿到了，而且是一把18元的“奢侈品”！在一个月平均工资几十元的年代，花18元买一个文具，对家境清贫的他来说，真是想都不敢想。他拿着左看右看，爱不释手，生怕和别人的搞混了，所以特地在计算尺的金属架子上，仔细刻下了自己的名字，使用起来也特别爱惜。黄吉虎后来成了中科大的教授，2008年中科大50周年校庆之际，黄教授向钱学森之子钱永刚捐赠了他珍藏多年的计算尺，表达他对恩师钱学森的感谢之情。 

2011年钱学森图书馆建馆之时，这个“宝贝”随着征集工作的开展，又来到了上海。钱学森对学生们的爱惜之情，正如这把保存得如此完好的计算尺，将永远烙印在学生们的记忆里，留存在人们的心中。